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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诗歌的“国家情怀”

1999-06-03 来源:光明日报 李 晃 我有话说

在我们这个艰难地崛起于世界的多民族国家走过整整半个世纪的今天,在这个国家面临着巨大的转折所带来的困难、挫折挑战面前,我们应该提及并呼唤在20世纪中国诗歌中一直绵延着的“国家情怀”。这种情怀告诉我们,诗人应该如何书写国家命运并承担国家责任的良知。

在此,我们不妨先来看这样三首写于不同时期的令人激动兴奋的诗歌。

一首是艾青的《黎明的通知》,这位在解放区高举着火把向太阳歌唱的诗人,手里提着一张张《黎明的通知》,向人们宣布,胜利的曙光即将普照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上,暗示着新生命的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喜悦。

另一首是何其芳所作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已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能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该诗写于建国之初,可以说是献给伟大祖国的颂诗。当时,新中国正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诗人置身在“新中国的阳光下”,走进街道,穿过广场,兴奋得像一个搬进了新居的孩子,为这即将开始的崭新的国家命运而振臂欢呼,尽管这首诗抒情的要求已经大大超过了诗人对艺术自身的兴趣,进而使这首诗的诗性有所削弱,但洋溢其中的国家情怀却还是传递着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

还有一首则是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是一首写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诗。当时整个中国正在从废墟中重新站起来,尽管作为“朦胧诗”主帅之一的舒婷正遭受着诗坛内外的种种非议,但是这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却使她获得了一致认可的荣誉。在当时的文学实验中,这首诗成了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这首诗留给人们最深印象也正是那种刻骨铭心的国家情怀:“我是你簇新的思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我是你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

或许是“朦胧诗”运动所带来的艺术训练,比起艾青的《黎明的通知》和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来,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拥有了更多的潜藏于其中的诗性,也更耐人寻味。而我要说明的是这三首诗都同样地渲染了一种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情怀”,而它们又都同样地写于这个国家面临巨大的转折与变化时期,诗人们都有理由把崭新的国家景象作为书写的对象——把超越于个人的“国家情怀”化为诗歌意象,从中获得写作的源泉与创作快感。

著名文论家弗利德里克·杰姆通过考察,指出国家情怀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的“政治无意识”。像艾青、何其芳、舒婷一样在巨大的国家情怀支持下进行写作实践的人,已经构成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庞大的群落。虽然他们也有可能局部沉入私人故事的讲述,“祖国”与“中国”等字眼未曾出现在他们的诗行中,但是国家情怀却总是一种巨大的动员力量,使他们反复地进入一种以国家为主题的宏伟叙事中。单是从新时期以来的作品看,像江河的《纪念碑》、梁小斌的《我的钥匙丢了》等等,都可以看成是宏大的国家叙事中的重要篇章。

当今诗坛,对语言的实践以及文本的操作越来越远离人们所关注的现实生活,个人写作和日常诗歌已使我们的诗作者与诗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堕入日常生活的平庸情趣中,以期让平民心绪得以最低层次的满足,这显然违背了当代中国诗歌一直拥有的一种良好的精神,那就是对超越个人之上的国家命运的关注。为此,谨有必要呼唤当代中国诗歌强化自身的“国家情怀”,为即将50岁的伟大祖国进入21世纪吟唱出瑰丽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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